接待德国电视台台长

民国北京庭院场景

四合院中接待参观外宾

◎寒菊

我爷爷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曾祖父，是在朝廷吃俸禄的，虽不是什么三品大员，但立志报国毕生矢志不渝。而爷爷，与曾祖父理想不同，从小就立志做个成功商人。十四岁就跟着义父去了蒙古做贸易，一直做到有了自己的矿场和铁路，一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。人们常说往事如烟，但爷爷的一生却并不如烟，那是一个平凡又乐观向上的人奋斗而充实的一生。

入蒙做边贸，王爷送他一匹血统优良的蒙古马

我爷爷1906年生人，自四岁起跟着县里一位秀才读私塾，一直读到1920年他义父从蒙古回来。

爷爷的义父叫梁涛昌，经常往返于蒙古乌朗海里大库伦（即乌兰巴托）一带，进些牛羊肉、皮毛等蒙古特产到京城做贸易，是当地有名的富商。那时的大库伦有中国军队驻防，市内有20多万中国人和蒙古人，大概占95%，其余是苏联人、日本人。大库伦各行各业均有，现钱交易的很少，都是以货易货的方式，买卖很好做。爷爷看这一行当有利可盈，不顾曾祖父的反对，带了几个随从跟义父去了蒙古。

爷爷在蒙古的住地是东北边的一个蒙古村，住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其中一位是个蒙古王爷。爷爷的义父跟他们常有贸易往来，算是老相识。那位王爷见年少的爷爷很懂礼貌且长相儒雅，很是喜欢，就让爷爷住在他的蒙古包里。

爷爷为了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，与他们同吃同睡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称兄道弟，最终和他们做成了好几笔生意，也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。从此以后，爷爷一发不可收拾，经常往来于蒙古和京城。

爷爷虽然具备商人的精明头脑，但人却是个本本分分的善良之人，在生意场上从不尔虞我诈、玩手腕，对底下的随从也客客气气，从不大声呵斥。

由于爷爷为人和善，思维敏锐，而且文笔不错，在饶阳县城名声很好，于是被饶阳县的仵墉县长相中了。仵县长想要爷爷做他的门生，以便栽培。爷爷权衡再三，最终放弃了经商，专心追随仵县长，并磕头认了老师。那年是1925年，爷爷不到20岁。

张作霖紧握爷爷的手说他有作为

爷爷忠厚老实，干活不惜力，为了完成县长交代给的工作，他经常加班。有一次在县衙里累吐了血，所以爷爷深得仵墉县长的信任，第二年就升了官，当了专管财务的科长，过去那职位只有县长的亲信才能做。后来仵县长又历次升迁，皆带着我爷爷，两人结下了父子般的深厚情谊。

仵县长在河北省临榆县任县长时，正赶上直奉大战，县内所有机关都去南海租界避难，爷爷看县衙内有很多重要文件及贵重物品，就主动向仵县长请命留守县里。

直军败退后，奉军不明真相，仍旧向城里打炮。爷爷给仵县长写信告知情况，仵县长立即派人打着白旗给奉军前线送信。过了几天，大帅张作霖亲自率领文武官员数十人乘专车来到山海关，向仵县长致谢，并向仵县长询问是哪个年轻人给报的信。仵县长带着大帅走到爷爷身边，大帅紧握爷爷的手，对爷爷说：“你报信很及时，有责任心，有作为。”爷爷清楚记得，那天张作霖穿着黑布棉袄、黑布鞋、黑布帽子，一副农民模样，没有大帅架子。

爷爷经常说，那之后，张大帅每次来山海关都会下车到县机关拜访他们，到别的县却从未下过车，可见张大帅也是个念旧之人。

自此后，仵县长更看重爷爷，也更加尽心培养他。在1936年，爷爷30岁的时候，仵县长推举爷爷到南宫县第六区任区长，爷爷其实并不想去做这个区长，因为在爷爷内心深处，还是更喜欢做生意。可碍于仵县长的面子，只好去赴任。爷爷在第六区任区长时，公心待人，为区里解决了很多困难，深得南宫县群众的欢迎。现在的南宫县县志里对那段历史有详细的记载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中国人民全面参加了抗日战争。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到达南宫县，继续委任我爷爷为六区区长，并号召群众组织抗日工作。于是爷爷响应号召，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，积极为八路军提供军衣鞋袜和粮草等物品，做了大量工作。

1939年2月，“一二九”师副师长徐向前去山东，路经南宫县，特意到爷爷的六区住了一晚。徐师长和爷爷聊了很久，他对爷爷说，您在六区工作多年，积极配合南宫县长肖一舟工作，办事公正，廉洁奉公，群众的口碑也相当好，希望您能继续担此重任，并给爷爷布置了今后工作的重点。

爷爷后来经常和我说，徐师长真的是个好人，非常平易近人，说话也很客气，与国民党的官员真的是大不同。

1939年4月，日寇开始扫荡，占据了各县县城，国民党虽与我党合作，但常造成摩擦。国民党来了就住区公所内，跟区里要物资，如果不给，开枪就打。有一次，爷爷去附近一个村里进行协调，还没到村里就听到枪声一片。在村口碰到那个村的村长，拉着他就跑，说“赶紧跑，乱杀人呢”。敌人追了爷爷他们十几华里，那位村长不幸被乱枪打死了，爷爷虽然幸免于难，可因为跑得时间太长，累吐了血，因过去就有的痼疾，身体一下就垮了。

虽然身患重病，爷爷依旧强撑着白天去各村搞协调工作，晚上办公到深夜，吐血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肖县长了解到情况后，强行让爷爷休息。爷爷很内疚，对肖县长说，在抗日期间怎能在家养病呢？肖县长说，你尽心尽力为六区做了这么多工作，付出了很多，现在你病得很重，安心回老家去养病，这里的工作我们会找人接替。等病好之后，我们会安排你新的工作。于是爷爷交接完所有工作后，于1940年年初回到老家饶阳县城养病。

在老家养病期间，肖县长多次骑马来看望，并带来小米、大枣等营养品，二人私人感情甚厚。肖县长对我爷爷说，如果在你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，希望你能在这里为抗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于是爷爷在村里成立了一个识字班，一边教大家识文断字，一边配合做抗日工作，演抗日现代剧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思想，并组织一些思想进步的学员学习边区发来的文件。

其间冀南行署秘书孙绪英特意来到爷爷所住的村子，拿着行署介绍信，说党组织决定要爷爷去延安参加学习。爷爷考虑许久，对孙绪英说，村里现在的抗日工作刚有起色，识字班也离不了他，所以暂时先不去延安了。孙秘书表扬了爷爷所做的工作，并说，也对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革命工作。

1939年大扫荡后，日本兵在每个村里都安了许多据点，各项工作无法进行，而且敌人还打死了很多进步群众。于是上级指示爷爷，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，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，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投友，以避免伤亡。爷爷听从组织安排，赶紧分散了村里的革命力量，自己只身到北京投奔仵老师（仵县长已卸任到北京安家）。

弃政从商，开砂石厂位列门头沟地区“四虎”之一

仵县长有个儿子叫仵友三，在周口店有个煤矿，已经投资了3万余元，但由于不善经营，煤矿许久都不出煤，濒于倒闭。仵县长知道我爷爷头脑精明而且为人本分，就让我爷爷去煤矿帮他儿子理一理。爷爷去后，仵县长的儿子却不愿意干了，觉得开矿太苦，所以跟仵县长商量把煤矿转卖给我爷爷。

我爷爷找专家彻底勘察了一下，认为那里煤矿资源挺丰富，还是有钱可赚的，于是决定把矿场盘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他听到消息说，周口店那里有个旧矿场也在进行处理，于是爷爷又跑去周口店了解情况，发现那里煤矿资源也很丰富，只是机器老旧无法出煤，于是决定在周口店再办个分厂。

那年是1945年，爷爷年满38岁。

刚开始经营的时候，也遇到了困难。少量的煤倒是能挖出来，但矿里总是挖出很多水来，用人工去抽水浪费大而且收益小。如果不用机器抽水，不仅容易出事，而且最终还是会赔钱的。于是爷爷四处找人打听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

后来听朋友说，在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里，有一台废弃不用的机器，只为发电点灯用的，如果配个电盘，就可以抽水用。爷爷连夜赶到北京，花2500元买下了那台旧机器。虽然是台旧机器，但确实好用，矿里的水全给排干净了，并且开始大量出煤，盛况空前，那大洋刷刷刷地进账了，每天收售的煤款多达1000余元。

当时的周口店没有银行，为保证安全，每天都让会计坐车将钱款送到城里的银行存上。短短不到一年时间，爷爷的账上就存了20多万大洋。

这边的煤源源不断地出，那边当地的保安就知道信了，马上派人过来，恭喜老爷子发财。爷爷明白道理，拿出几捆白花花的大洋，说给兄弟们吃酒。当地保安拿了银子还真办事，时不常派人过来帮助看矿场。国民党时期，世道乱，看到矿上采出煤来经常有人来抢，有这些保安看着倒省了不少心。

1947年，在爷爷40岁的时候，周口店一家经营石灰厂的经理张聘三找到我爷爷，说自己的石灰厂亏损很大，无法经营，问他要不要接手过去。爷爷拿出5000元赁了下来，将石灰厂改名为龙凤砂石厂。正式开工后，由于资金多，周转灵活，灰厂马上发展起来，开始对外销售石灰。由于业务量大，不仅在北京门头沟建立分厂，又在天津、张家口以及保定建立了分销处，最后本厂的石灰不够卖，又开始收购其他灰厂的石灰。事业蒸蒸日上，一年盈利数十万大洋。

那时候爷爷的龙凤砂石厂由于经营得当，事业越搞越大，为了运煤方便，爷爷还在门头沟修建了铁路。龙凤砂石厂在当时很有名气，位列门头沟地区四大老虎之一。

手中的钱多了，爷爷就想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，于是决定在北京买房子。爷爷在报纸上登了一个买卖房产的广告，过去也有类似做房屋中介的人，看到报纸上的广告，马上就有中介给老爷子信了。其中一处，是在过去的西单天源酱菜那地方，爷爷过去问了问，天源酱菜的老板说，买房子要连十几个伙计包括几十口腌菜缸一起买了。老爷子想想矿场不缺人手，这地方虽然地理位置好，但还是算了。还有一处毗邻过去的长安大戏院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单东南角首都时代广场那里，爷爷一看，整个就是一戏园子，不是个住家，也作罢。最后，买了西单的一处四合院，过去是一个军阀姨太太的产业。院子不错，很正规，共13间半房子。

话说多亏了是13间半，否则日后还就麻烦了，这是后话，后边自会交代清楚。

老有所为，帮居委会做外事接待工作

转眼到了1956年，遇到了公私合营，老爷子很是开明，说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当时很多资本家并不是很合作，但爷爷他老人家乐呵呵地办交接。

办事处的人问爷爷愿不愿意继续留在自己的石灰厂里做车间主任，每年可享受五厘定息，爷爷满口答应。人家说你可以给自己定个工资，爷爷权衡了一下说，就80块钱吧。80块钱，在那个时候是处级干部的工资标准。爷爷时年49岁。

而他们那个门头沟分厂的厂长呢，给自己定了个180块工资。当时120块钱是局级的工资标准，但没过多久那个厂长就给抓起来了，原因好像是不配合国家的公私合营政策。

爷爷在龙凤砂石厂一直工作到1975年退休，时年70岁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由于爷爷的身份定为资本家，又曾经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，所以受到了冲击。

家里爷爷多年积攒的古董字画都被抄走了，其中有齐白石老人画的一幅蟹篓、有徐悲鸿画的三匹马，还有曾国藩的一幅横幅，以及张伯英的字画等等，大概有30余幅。

要提一下的是，我们家墙上挂的另一幅齐白石老人特意给爷爷画的一幅画留了下来，那是一幅背篓里爬出几只螃蟹的画。爷爷把画拿到荣宝斋卖了，卖了50块钱。

再说说我们家那四合院。对了，提到这个房子，我要说一下，也就是前边没有交代完的那个事，那时候有个政策，只要家里超过15间房子的，全部充公，我们家那院子是13间半，所以没给充公。但是整整13间半房子，除了给我爷爷奶奶留了一个小偏房，其他房间被分给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了，院子里住进来好多不认识的人，家里最好的堂屋被一个“革委会”的主任占上了。

“文革”后，政府给我爷爷落实了政策，四合院归还给我家，住在我家的那些户人家也陆续搬了出去。但是，从我家抄走的那些古玩字画一件也没有归还。爷爷倒是看得开，说那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人能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是啊，老爷子真的是豁达而开朗，否则也不会那么长寿。

1975年，爷爷退休后，休息了几天，就找到居委会袁主任，对袁主任说，人退休思想不能退休，想再为社会发一点光尽一份力。袁主任非常高兴，说居委会杂事非常多，您愿意帮忙我们非常欢迎，自此爷爷义务为居委会工作了十几年。

1988年，胡同居委会接手了外事接待工作。那时候，国家刚刚改革开放，很多外宾来到中国访问，他们最喜欢去一些四合院深入了解百姓生活。

爷爷的四合院成了首选，已经82岁的爷爷接到这个任务非常开心。为了给外宾一个良好的环境，自己动手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又自己掏钱把院子重新整修了一遍。

由于爷爷为人和蔼又豁达，和很多外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甚至一些外宾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，还会和爷爷联系，请老爷子吃饭，邀请老爷子参加一些活动。其中前西德电视台的台长来过中国三次，每次必请爷爷去吃饭。还有日本的一些客人，再次来到中国，也会派车请爷爷去参加中日联谊活动。

自1988年直到爷爷去世，爷爷的院子共接待了外宾3000多人，其中有日本、德国、丹麦、美国、加拿大等世界各国的来宾。最多的时候，院子里站满四五十人。这个事情还曾经被报道过。

爷爷在接待外宾时，总会顺便把祖国的大好形势向外宾加以介绍。他认为如果能争取更多的外宾来我国参观访问，并能争取他们来中国投资办企业，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。爷爷的经商理念直到将近90岁高龄，依旧没有放弃。

想到此，真是令人唏嘘不止，爷爷如果能活到现在，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下，是不是又会有一番大作为呢？

供图/寒菊